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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条异代不同时

时间:2018-06-03 16:3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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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萧条异代不同时)

李大兴
790
2016-10-10
李大兴

如今知道冯沅君的人大概不多了,知道她的夫君陆侃如只会更少。大多数人知道她的哥哥冯友兰,却不知道原名冯淑兰的妹妹,当年也是一时风流人物。冯沅君生于1900年,1922年国立女子师范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是中国最早的高学历女知识分子之一。然而她早年大名,来自于在上海创造社发表关于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小说,她的笔名淦女士,是二十年代新文学的重要女性作家,如流星一般掠过。
陆侃如也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毕业于北大,研究生在清华,三十年代又和夫人双双赴法留学,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曾担任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他们伉俪后来落脚到山东大学,陆侃如任副校长,但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两人七十年代相继去世,留下的著作主要是早年写就的。
我家里有一部《中国诗史》,是他们1931年合著的历史上第一部中国古典诗歌史,当然我读的是1956年再版的版本。这部书没有意识形态痕迹,读起来很好看,所以我少年时反复看过几遍。由于是诗歌通史,所以也不深奥,而且不仅诗词,还包括元曲、明清曲剧等,清晰地勾勒出从古诗到格律诗、再到词曲的发展脉络。
因为没有人指点,倒使得我在读诗词的时候,为了读懂养成了看注释的习惯。这一点真是受益无穷,让我不自觉地跳过各种总结性的高论,试图去理解作品本身。后来学历史,需要有写注释的习惯,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困难了,而且很自然地倾向于历史细节远比价值判断重要。
也是因为没有人指点,稍微艰深一点的作品,就要等到长大以后才能够略知一二。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和《秋兴》八首我是十二、三岁读的,以后每一次读,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颜色。第一次读就很自然地背下来的是:
摇落深知宋玉悲
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
萧条异代不同时
1974年批林批孔,大人私下里说这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把林副统帅和孔夫子联系在一起,就连我这个少年都觉得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当然这样的话谁也不敢说,更多的人们是随着风和报纸起舞,经常批得煞有介事。为批判孔夫子是如何毒害青少年,1949年以后彻底废弃不用的传统启蒙课本纷纷被拿出来鞭挞。《三字经》、《千字文》和《名贤集》,就是这样在听着革命口号和语录声、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的一代人里普及的。荒诞年代的教育,往往是反向完成的。如果不是要写批判文章,有谁能够明白“求古寻论,散虑逍遥“是什么意思呢?
我那时候最喜欢读《名贤集》,经常念叨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句话是开宗明义第一句,也是我觉得最接近纯粹的一句话。中国的教诲,往往都有一些功利的色彩,所谓做好事就会有好报一类思路,这句话则没有那许多计算。
至于“人之初,性本善”,我是从一开始就怀疑的。在我成长的经验里,目睹人性的各个层面:坚强或者懦弱、关心或者冷漠、守护或者背叛、自尊或者靦颜,一切都赤裸裸、甚至伤痕累累地呈现,省去了太平岁月温情脉脉的面纱。这种经验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增进怀疑精神,也可能助长冷酷的心。
大约是1971年,隔壁大院一个14岁的孩子捅死了一个13岁的,然后自然被抓起来消失了。我去菜市场买菜路过那里,看见一大群孩子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兴奋不已,走过去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害怕、有人诧异,但是我没有看到悲伤。对于与己无关生命的消逝,我们好像从小就比较迟钝,长大以后无动于衷也就很正常。如今想来,高压时期立场十分重要,那时候强调的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情如果没有原则,就成了一种罪过。我在童声时是能唱《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花腔的高音,十岁左右记住了《智取威虎山》的所有唱段,“血债要用血来还”张口就来。
幸好还有古诗古文,虽然我并不见得读懂很多。尽管文革里学生大多不读书,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但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院里,会背诵古诗还是被大人夸奖的。我脑袋长得很大,里面装了不少古诗,因为被夸奖,不免得意也就更加努力。这样我在1974年才会认定小靳庄的所谓诗,只不过是分行的顺口溜;才会知道《秋兴》八首是七律的范本,上一代人往往在私塾小学里就能够倒背如流。

应该是1973年,十二岁多的时候,第一次读刚刚出版的《爱情故事》(Love Story)中文版,扉页上的那句话深深击中我:“爱,就是永远用不着说对不起”。这是我关于爱情的启蒙诗句,我一直以为昭示着爱情的真谛:无所谓给予,不要求回报;不是感激,也无需道歉。我的理解是否对姑且不论,这句话和这本小说,如同其他当时出版的供内部批判用外国小说一样,以反面教材的形式,成为正面爱情教育的教科书。也说不清是由于对爱情还是对爱情诗的向往,我很自然地就走近了象征与新月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最早喜欢上的诗人是戴望舒与徐志摩。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就不用提了,值得注意的是,戴望舒、徐志摩的作品其实都是直接继承古诗词的。戴望舒的句子如“晚云在暮天上散锦,溪水在残日里流金”直接化自李清照;他诗中的意象不仅来自魏尔伦,也有李商隐、温庭筠的影子;著名的《萧红墓畔口占》简直就是一阕七绝: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新月派的主要主张之一就是新格律诗的建构,他们对完全白话、十分夸张的新诗是持保留态度的。的确,既使是《天狗》这样的名篇,“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如今读来滑稽感远远大于诗意。徐志摩当年由于批评了郭沫若的一句“泪浪滔滔”太过夸张,就得罪了郭沫若和创造社诸君,不过,半个多世纪后被人记住的,还是徐志摩的诗。
部分由于流行文化的塑造,如今徐志摩被认为是一个风流才子、花心大萝卜,人们往往歪曲或者忽视了徐志摩是一个深具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这一点。他是最早自称“个人主义者”的人,反对礼教,身体力行在当时尚属罕见的自由恋爱,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最早在游历前苏联后提出尖锐批判的学人,从思想自由的角度、从旧文化被摧毁的角度。
现代中国史在很多层面都是激进占据上风,新诗也未能幸免。戴望舒享年不永,雨巷诗人虽然影响了几代人,其实没有直接的传人。徐志摩更是英年早殒,新月派的诗也在战乱中凋零。闻一多死于非命,陈梦家如今被记得也因为是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在我看来当年写得最好的卞之琳与冯至,后来都早早辍笔,在谨慎中平安终老。
新月派的诗被当成资产阶级风花雪月批判与禁止了几十年,以至于1967年年青人谈恋爱时,写信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作为开场白。当然讴歌的诗是一直层出不穷的:“我手抚天安门红墙,久久呀久久不放;静听那金水河流声丁当,心里哟充满了芬芳的酒浆......”
以我的阅读经验,汉语自然是很诗意的语言,但同样也很适合色情文学与讴歌文章。例子这里就不再多举,以免败坏读者的兴致,或者有伤风化。色情文学数量其实还是有限的,而且多半出现在明清以来道德牌坊越来越招摇的年代。讴歌文章则是古已有之,到了近现代只不过数量越来越多、文化水准和底线每况愈下而已。
讴歌首先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标志,仅仅对于恋爱中的人来说情有可原,因为所谓爱情这种化学物质基本上是蒙蔽人的心智的。当然我的这种想法对我自己有一个相当不利的影响,就是除了给别人代写情书之外,自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情书。梁实秋、王小波自然都是20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家,所以连情书都被后人传诵,倒也展现了他们普通人的一面:有趣肉麻或者拿肉麻当有趣。无论如何,情书多一点还是有助于把这个冷酷的世界点缀得温情脉脉的。而讴歌文章一旦用于公共生活。往往不只是心智上可疑,而且背后有不足与外人道的意图与欲望。
十年浩劫过去后,新月、九叶再次被发现,而新起的所谓朦胧诗和它们并没有太多传承的关系。在长时间的断裂后,抒情的个人传统已不复存在,重新起步的起点主要来自翻译诗歌,“相信未来”的一代,大半不曾有机会浸淫在古诗词中。
我在15岁左右开始写新诗,唯一记得的一句是“月亮像冰淇淋一样升起”,颇体现出生在饥饿年代的潜意识。

新诗是自由体,貌似好写,实际上最难。我在青春荷尔蒙高涨时一天好几首,回过头看不过分行文字而已。自由体的低门槛,很容易让人发生错觉,以诗人自居,也是新诗百年来数量巨大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无法可依大大增加了写出像样作品的难度。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格律诗只要用平水韵、遵循格律,运用熟练以后,写出可以称之为诗的作品几率相对更大,所以说带着枷锁跳舞,反而写起来似难实易。
探索新诗格律的努力,并不止于新月,林庚先生也是30年代诗人,然后转攻中国古典文学。他自创九言新诗格律,并且率先实践,然而作品似乎谈不上成功。
两种诗体并存,是当代汉语文学独特风景之一。这不仅仅是由于白话文乃至于1949年以后革命语言的普及和文言文的日渐式微,大约也是因为适合传达的感觉与情绪的不同。新诗是个人的、主观的、更多激情的,更直接通往爱情与革命;古诗词里面的“我”是隐藏在背后的,云水草木之间,更多是时间的流逝、世事的感慨:“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只一联就道出杜工部一路主流诗人的气质与韵味。
青年时写的诗頗多散佚,1985年秋天的诗句,是两页字迹已经开始褪色的信纸。如果不是看到原件,我已经想不起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更想不起因何而写:
是这样一个
静静流去的秋天
紫色游云飘徉
河流横亘
伐木滚滚而下
在你我的目光之间
......
同一个秋天写的《无题》,内容复杂许多:
蓬岛之遥不可道
茫茫心事入江烟
生逢盛世当歌泣
身伴游云倦驻连
落月平沙沉旧梦
西风秋水漫华年
从今沧海知何处
此忆樽前已惘然
这两首诗里都有“游云”,一个我之前很少用、之后好像根本没有用过的词。回过头去读,竟然有一语成谶的感觉,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
1985年也是我初次读到余英时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年份,陈寅恪原本是大史学家,不是诗人,也就从此深深影响了不是诗人的我。他的七律继承《秋兴》八首以来的正朔:
佛土文殊亦化尘
如何犹写散花身
白杨几换坟前树
红豆长留世上春
天壤茫茫原负汝
海桑渺渺更愁人
衰残敢议千秋事
剩咏崔徽画里真
“红豆”是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缘起,其中自有晚年的寄托怀抱。“天壤”、“海桑”里隐约流露以多病之躯滞留南天的怅惘。此中考据推断,多有研究者论述,在此不赘。
对于陈寅恪,我们这几代人都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他的诗也是我想学却连皮毛都学不来的。一个人对诗的爱好取向,如同审美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有天生的一面。虽说是野路子,小时候读诗词还是从最通俗易懂的盛唐诗歌开始的,然而我天然地喜爱晚唐诗与后主词,恐怕与内心气质有关吧?而婉约和比较私人的风格,似乎与新月派有接近之处吧?我少年时没有老师指点,悟性很一般,也就记性还不错,又是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性格,所以古诗词读得似懂非懂就转向了新诗。李商隐诗中的深意我未能理解,反而是相对易懂的杜牧、韩偓我记得更清楚。

还是九年前的冬天,小镇零下十度,白雪皑皑。入夜,小街上圣诞灯此起彼伏地点起,断续出寒冷的明亮。放一段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声音要小,然后点起炉子,读几首诗。炉子其实是电炉,虽然一片温暖的红色,却是一点古意也没有的。音乐与诗,可以最快地带我离开日常生活,却也和别人看电视剧、或者自己以前上网下棋并无不同。
又读钱钟书先生的《槐聚诗存》,中有写于1974年文革时的《王辛笛寄茶》:
雪压吴淞忆举杯
卅年存殁两堪哀
何时??炉边坐
共拨寒灰话劫灰
(忆初过君家、冬至食日本火锅、同席中徐森玉李玄伯郑西谛三先生陈麟瑞君皆物故矣)这首诗给我印象深刻,是因为钱先生极少有这种沉痛的文字。我也是从这首诗,才知道钱先生与“九叶”之一辛笛先生的交谊。“九叶”诸公,在四十年代都不过二、三十岁,可惜仅数年就在动荡时局里凋落,失去了继续的可能性。要到近半个世纪后,他们才被重新发现;如今我们知道,“九叶”一脉,其实是“新月”后新诗的一个重要发展。然而他们的作品,依然未必有多少人认真读过。论知名度,辛笛在“九叶”里大约仅次于穆旦,但我却是到去年才第一次认真读了他的一些诗,其中之一便是《冬夜》。
安坐在红火的炉前
木器的光泽诳我说一个娇羞的脸
抚摩着褪了色的花缎
黑猫低微地呼唤
百叶窗放进夜气的清新
长廊柱下星近
想念温暖外的风尘
今夜的更声打着了多少行人
这首短歌十分优美,应是辛笛的少作。我轻声地读,非常好念,而且每段押一个韵。我的阅读经验里,注重吟唱性的新诗不多见。事实上,《冬夜》虽然是白话诗,读来却似有古曲的节奏,白描的手法也更近古人。由此想到,辛笛大概也写格律诗。这在他那代人,本是常见的事:少年时有古文的童子功,青年后浸淫于西方经典。后来我读到李劼为王圣思女士(辛笛先生的女儿)《辛笛传》写的书评,其中引用了辛笛悼岳丈徐森玉老人的七绝:
何期营葬送斯文,
山下人家山上云;
万事于翁都过了,
斜阳无语对秋坟。
徐森玉老人逝世于1971年,所以辛笛做此诗时已年近花甲。与上面的《冬夜》对照着读,很难不令人感到沧桑与悲凉。而沧桑与悲凉,正是古诗词最适合传达的。
上个世纪前半叶的诗人,多半中西合壁、内外兼修。他们的作品,如今看来,自有新诗这一文体初生时的痕迹,但从“新月”到“九叶”,毕竟曾经画出一道明亮的轨迹。可惜这道轨迹戛然中断,以至三十年后,新诗要在废墟上重建,而且如诗人韩东言,“在文学上,我们就像孤儿,实际上并无任何传承可依。”
很多年前,北岛在他主持的“今天诗歌论坛”上提出新诗的“汉味”的问题,我想,他并不是主张复古,但也确是有感于当代诗歌的某些失落而发。我想,除了北岛指出的语言的“汉味”外,缺少吟唱性似乎是新诗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我看来,汉语具有自己的音乐性,只是现代人对这一音乐性越来越缺少感觉了。如果说,格律诗有点象莫扎特,具有过去的旋律,新诗多少近乎后勋伯格的现代音乐,富于表现力,但是易于逸脱传统的美感。
读“九叶”的文字与他们那一代的人生际遇,偶尔会想,如果他们不曾沉默,如果我们曾读着新诗的“正音”成长......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断裂已经发生,未来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于是,我在夜深人静时,独酌一盃酒,写下一首诗。
九叶清音今不鸣
当时才俊逝流星
不堪革命腥风雨
最是忧怀噤晦明
冬夜炉边冬夜酒
零丁洋里零丁行
辛公终老犹称幸
穆旦空余身后名
古人云,“功夫在诗外”,岁月与成长终究也让人走近杜甫,当我从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接近黄昏,很自然地就懂得了“萧条异代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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