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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向前:军旅诗

时间:2018-06-04 06:25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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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1949年新中国诞生作为发端,审视中国当代军旅诗歌的发展,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有清晰的时间节点。有了这个前提,公刘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五月一日的夜晚》,便从时间、格调和精神向度上框定了军旅诗在我们这个国度和我们共同经历那个时代的基本走向:“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数不尽的衣衫发辫,/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中国在笑!中国在舞!中国在狂欢!/羡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爱恋,/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20世纪50年代初期,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军旅诗,最初是以风格鲜明的“战歌”和“颂歌”两种基本样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两个诗群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就像两个璀璨的星座照亮新中国诗歌的星空。因为新中国的建立,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历史功勋昭告天下,受到全国人民由衷的热爱和景仰;革命胜利后,我军迅速转入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和驻守祖国边疆及领海、领空,同样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荣耀,反映到军旅诗的创作中,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以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创作风格。有人形象地归纳为四个短句:“英雄旋律、青铜品格、烈火情怀、热血文字”。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军旅诗被归纳为“战歌”和“颂歌”两种基本类型的历史背景和渊源。

  所谓战歌,是来自抗美援朝战场的一群青年军旅诗人带着炮弹的呼啸和燃烧的空气的战斗呐喊。他们带着枪管和炮膛的余温,从战场昂首走上诗坛,未央、张永枚、柯原、胡昭、叶知秋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昌耀比他们成名晚一些,但几十年后,在中国诗坛,却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走得更远,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所谓“颂歌”,基本发自遥远的风光旖旎的西南边疆,它们的歌手,是一批见识过抗日战争和亲身参加了解放战争的青年军旅诗人,以当时身处昆明军区的公刘、白桦和周良沛最为突出。进军并驻防西南边陲,带着纯真的欣喜与青春的朝气加入这支队伍的公刘,被亚热带雨林和边疆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迷住了。当他以诗歌发出心底的声音,赞美兄弟民族的翻身解放,抒写大西南这片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精神风貌,便化作一股清新的激流,从他的笔端奔腾而出。1955年,《人民文学》以罕见的篇幅,连续发表了他的三个组诗《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和《西盟的早晨》,全国诗人和热爱诗歌的朋友,立即对他笔下迷人的西南景象和独特的风格发出由衷的赞叹。

  艾青称赞他的诗就像他的诗里描述的风光一样,是“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而迎面扑来的“一朵奇异的云”。白桦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能进行多种体裁创作的作家,他与公刘一样,也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西南边疆吹着欢快的竹笛,登上军旅乃至中国诗坛的。50年代,他在西南边疆服役时期,连续出版了《金沙江的怀念》和《热芭人的歌》两本短诗集,《鹰群》和《孔雀》两部长诗,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激情和不可遏制的诗歌才华。散落在其他边疆地区及各军种兵种的高平、饶介巴桑、安谧、顾工、杨星火、蓝曼、胡征、梁南、纪鹏、韩笑等等,也纷纷以各具生活特色的作品,汇入创作大潮。在北京大学受到过东西方诗歌熏陶,在解放战争中以随军记者身份跟随部队南征北战的李瑛,解放后迅速来到军事文化的核心总政文化部和后来的解放军文艺社工作,这使他的诗歌创作有了比同代军旅诗人更深的文化底蕴,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大的兼容性。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像李瑛那样受过高等教育,文化准备比较充分的军旅诗人,实属凤毛麟角。因为大部分军旅诗人,来自热血青年以身报国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准备存在明显不足。所以,他们的创作虽然充满战地和边疆的生活气息,但作品的质地和艺术含量,却明显低于来自延安、此时已成为国家文化部门的领导和主编的那批曾在军旅的诗人,比如贺敬之、艾青、田间、郭小川、李季、张志民、邹狄帆、闻捷等等。必须承认,他们1949年的诗歌创作,以及在1949年前写作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集中出版的那些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品,风靡一时,成了当年诗坛的扛鼎之作,其中郭小川的《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贺敬之的《回延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戎冠秀》《赶车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等,把这批诗人以自身经历而创作的军旅诗,抬到了一个众人仰望的高度。

  进入20世纪60、70年代,虽然人民群众一如既往地热爱我们这支军队,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各条战线的成就日益突出,人们对军队、军人和军事生活的关注,回归到比较理性的状态,军旅诗的创作也由五十年代的全民追捧状态渐渐还原为军旅文学中的一个普通门类。这时候,由于公刘、白桦、周良沛等人先后离开部队,遂使李瑛的诗歌创作得以凸显并且迅速成为军旅诗创作的一面旗帜。青年李瑛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便参加过学生运动,解放后又经历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因而具有成熟的政治经验,言行谦逊谨慎。落实到诗歌创作,他把自己清醒地控制在既不脱离意识形态,又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距离的位置上。他注重深入基层,努力反映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得到军内外报刊和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的创作量大,题材涉及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赞颂新时代与新生活、注目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和部队现实生活等方面,但重心还是落在军旅题材上,以致他的军旅诗表达的内容,以及基本结构、语言和抒情方式,从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成了军旅诗(其实不止军旅诗)创作的范本和标杆。他这个时期出版的军旅诗集《寄自海防前线的诗》《静静的哨所》《红柳集》《红花满山》等,本本热销,流传甚广。如短诗《边寨夜歌》的最后一节的表达方式:“边疆的夜,静悄悄/山显得太高,月显得太小/月,在山的肩头睡着/山,在战士的肩头睡着。”可以看出来,他总是在生活中发现诗,然后又从这些独特发现的诗里提炼思想,升华境界。由于这样的作品受到普遍青睐,人民群众也喜闻乐见,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广泛传抄和仿效。我曾把这种现象称为“李瑛模式”。20世纪50、60年代之交起步的一批年轻军旅诗人,像石祥、周纲、宫玺、廖代谦、元辉等等,跟随李瑛的创作步伐,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出来。再晚些,到了60、70年代之交即“文革”中期,由于军队的政治地位重新崛起,《解放军文艺》在全国文学期刊中率先复刊,60年代初期入伍的一批诗人,如叶文福、韩作荣、喻晓、瞿琮、峭岩、纪学、胡世宗、曾凡华、王耀东、邢书第等,在几年时间里相继脱颖而出,迅速扩大军旅诗创作队伍的阵容,对沉寂的诗坛带来不小的冲击。但是,这时的军旅诗创作,地域特色越来越淡,辨识度越来越模糊,相互影响、集体发力、共同提高,再也没有出现50年代那种特色鲜明的诗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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